咱们先来看一起发生在北京的恶性案件。昨天中午，在北京马连道家乐福附近，发生一起恶性持刀伤人事件，嫌疑人在家乐福内持身份证购刀后，直接扎伤了四人，其中还包括两名男童。
当天下午，其中一名伤势严重的中年妇女因抢救无效身亡。经初步审查，嫌疑人王某有精神病史。
此案发生之前的四天，7月18号下午17点左右，北京还发生过一起精神病人持刀伤人的惨案。一男子在朝阳区大悦城持刀行凶，致2名行人死亡，其中还包括一名外籍人士。多位目击者称，男子是在四季星河西路路口先捅死一名大约60岁的老人后，又前往大悦城正门广场，捅死一名女子的。经初步审查，男子为山东沂水县人，今年27岁，有精神病。
“精神病患肇事”，近年对中国公众而言，已经不是一个新词了。除了刚刚说的两起最近发生的案件，最近几年，精神病人可以说是频频行凶。
2011年3月“机场刺母案”的嫌犯汪某，被司法机关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2012年11月29日，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康红千被患者用斧头砍死，嫌犯王某被证实“中度抑郁发作”，曾“有受害幻想”；2012年9月21日，上海外滩2名女子无端被刺丧生，凶手万某被证实有精神病史；2012年12月14日，河南光山县一乡村小学22名学生被砍伤，嫌犯闵拥军被媒体爆出“疑似患有精神病”；2012年7月11日，一个名叫安利波的黑龙江男子在北京一个胡同里持刀行凶，将一名52岁的美国男子当场砍死。事后查明，此人为精神病患者，曾在2011年先后两次于上海持刀行凶、抢劫，后因精神病被遣送原籍。今年5月4日，黑龙江男子李敬晖在北京街头突然行凶，扎死两名过路市民，扎伤一人。事后警方通报称，他是因个人感情原因而行凶，但坊间则传出消息，他的老乡称，李敬晖的精神曾出现问题，他的近亲属中也有精神病患者。
刚刚说到的这些，还仅仅是全国闻名的案例。据央视新闻调查2011年统计显示：精神病人暴力事件每年造成的严重肇事案件超过万起。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曾发布过这样一组数字：目前，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保守估计在1亿人以上，其中重性精神病患者约1600万人，其中，约10%的重性精神病患，具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接连发生的恶性事件引发公众担忧，而《刑法》第18条又特别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可见，相比案发后‘亡羊补牢’，不如事先做好治疗和监管。那么，谁来管理这些公共安全中的"非定时炸弹"呢?
很多人可能会说，把他们送进精神病院不就行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矛盾的存在往往比看起来要复杂得多。不久前，在广西藤县发生了一起精神病人集体出走的事件。事件中有４２名精神病患者使用暴力离开了医院。虽然经过当地出动４００多人连夜查找，所有脱管病人都于第二天被找回了医院，但是，在这场被认为是“现实版飞越疯人院”的事件背后，暴露出的却是基层精神病院的尴尬窘境。
７月９日，记者来到藤县第三人民医院，医院已恢复平静。护工曾超忠在这里已经做了七八年，他自认为和病患们关系不错，但就在几天前，却被自己看护的病人们挟持了。
当时，曾超忠一如往常在男病区照顾病患吃药，然后叫他们睡觉，没想到却被精神病人挟持，钥匙、现金、手机都被夺走，随后精神科住院部的三道大门被打开。经核实，先后出走的精神病患者共有４２名。当地政府迅速组织４００多人的队伍四处寻找。６日上午６点多，所有脱离监管的精神病人全部被找回，无人受伤。
藤县第三医院精神科医生刘寿华介绍，带头出走的黄某超家住藤县太平镇，入院治疗以来，表现较好，坚持吃药，不发病时跟正常人差不多。
藤县公安部门资料显示，带头出走的病人黄某超经司法鉴定为精神分裂症，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３日发病期，将妻子杀死于家中。
医生介绍，藤县第三人民医院并非第一次出现精神病人出逃的事情，之前也偶尔出现过一两个精神病人脱管的事件，其他医院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但４２名精神病人集体脱管事件的发生，实属罕见。在事后的总结中，“医院硬件条件不达标”被认定为发生脱管事件的主要原因。
刘羡杰介绍，第三人民医院是目前藤县唯一一所收治精神病人的医院，精神病科设立于１９８９年，最初收治的只有十几个病人，直到２０１０年，医院精神科收治的病人也不过１００多人。但２０１０年之后，全国开始进行公共卫生筛查，藤县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精神病患人数开始激增，目前有住院病人３００人。病床之间较为拥挤，病房没有空调，通风条件有限，怕病人好奇乱动受伤不敢装风扇，而中央空调相对安全却又装不起。
副院长介绍，医院现有１０名精神科医生，１５名护士，还有１３名护理人员兼做安保工作，平均每名医生要负责３０名病人。事发当晚，实际上只有１名护工、１名护士对１９８名男性患者进行看护。藤县卫生局长刘羡杰认为，相对于硬件条件不足，医务人员数量短缺、专业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更使人担忧。
从刚才的片子中不难看出，即使是对民间口中需要强制住院的“武疯子”而言，病床和医生数缺口也是绕不过去的坎儿。按一年出入精神科医院80万人次估算，超过9成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目前，社会对精神病患处于“事前没人管，事后管不了”的尴尬状态。除了硬件设施不强、医护人员专业素质及相关的保安措施有待提高外，精神疾病患者更为需要的，是更为人性化的管理及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不论是重性精神病患者，还是一般的心理障碍者，一套从家庭到社区、从医院到公安的社会网络化干预机制，都是化解危机的最佳手段。精神出现异常的人，最先发现的应是他的家人，如果家庭失去功能，邻居及社区人士往往能够发现，他们要及时送病患去医院或报警。如果医院在接诊每一个病人后能建立定期回访制度，公安机关在处理每一个有精神问题的嫌疑人案件时，能够及时与医院进行联系沟通，就能建立家庭、社区、公安、医院协作机制，这不仅是对精神病人权利的保障，也是对更多的正常人的一种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