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收费公路须放弃商业逻辑
20号起，国家五部委启动为期一年的收费公路专项清理行动。新华社记者当天调查了此前曝光的台州椒江大桥等4个路桥收费站超期收费的情况，发现这4个收费站有任何变化。《齐鲁晚报》评论员刘洪波评论说，出行是一种消费，但公路、铁路、机场等等属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属于政府的职责，税收用之于道路建设，就是公民支付了费用，此外，人们还通过燃油税等方式支付了基础设施养护和新建的费用。然而现实是，很多公共领域的公共性质转换为商业性质，政府从公共服务提供者变身为商业销售操盘手，或者商业特许状颁发者和商业资本合伙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政府的性质，政府得以成为特殊的利益方，而且集权力和利益于一身。权力受到利益的真实控制，于是它既不受民众制约，也常常超出了“上级”的节制。
清理收费公路须清理地方财政
《京华时报》评论员徐立凡认为，超期公路收费体制如此顽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以路养路”；二是，地方政府得利。抓几个典型、约谈几个地方主管部门领导的运动式办法是不行的。让收“买路钱”的手缩回去，严格按五部委的行动计划办事，那该黑脸就黑脸，该让司法介入就介入。更重要的，是必须触动地方财政的坚冰。可以通过政策倾斜、财政分配适当调适等方法，为地方经济发展引进新财源，避免地方债务恶化和正常发展资金匮乏，以提高行政资源清理公路收费的协调性。相对于专项治理的成本，调整地方财政体系的成本要大得多，但这是必须走的一步。对地方的利益和义务梳理得越清晰，地方与中央部门的协商性就越强，公路收费专项治理的效率也才会越高。
“专项整治”其实是“每日功课”
《广州日报》的评论员薛世君指出，要破解高速公路收费不合理的困局，就需要地方政府让利、还原公路的公益性，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乃至是一个理念问题，单靠几个部门一时的“联合清理”，以及各地的“专项清理”，似乎有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味道。这种突击式的清理，恐难以抑制各地长期养成的谋利欲望，即便一时奏效了，待风头一过，也多半会卷土重来。其实，所谓的“联合清理”、“专项整治”，往往都是日常管理的题中之意，是每日必做的功课内容。然而，某些部门似乎陷入了一种路径依赖——清理必“专项”，整治必“集中”，日常松懈不算过，专项集中才是功。殊不知，松懈了日常工作，即便来一次“运动式”监管，待风平浪静，一切又会再次回到从前，专项整治之功灰飞烟灭。
二十年后谁种地谁干脏活累活
最近，有论者认为西方国家发达的人都很舒服，因为富；无欲无求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也很舒服，因为不怕穷。对此，著名评论员沈若愚就说了，目前，国内大多数服务业岗位的劳动强度不大，工资很低，结果劳动没有积极性，能偷懒就偷懒，造成恶性循环。按照现在的薪资体系和制度设计，一方面城市里面许多大学生因为找不到办公室的工作而失业，另一方面许多蓝领的技术活儿没人会干，脏活儿没人肯干，累活儿没人能干。这样的情况虽然还没有影响到城市的正常运转，最多只是在过年前后，由于农民工的返乡而短暂凸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现在，应当是未雨绸缪地考虑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