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讨论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的人，都是没有住房后顾之忧的人，是解决不好的。”这是日前上海市长韩正说过的一句话。而《广州日报》认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局外人决定局内人利益”现象，弊端显而易见。办法倒有两个：一是公共政策制定者要多看、多听一听基层民众的呼声，让群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让利益相关方进行充分博弈和协商。二是，让公共政策制定者少一点特权，从而成为对民生疾苦感同身受的“局内人”。只有这样，房价调控、汽车税费、教育改革等公共政策的制定，才能更贴近现实，更符合民众的意愿。
日前河北魏县出台了这样一个规定，“要想升迁首先要有父母德孝证明，无德不孝一律不考虑。”《新民晚报》就说了，这样的逻辑乍看之下有理，仔细推敲却很难站住脚。孝子或孝女必然是一名好干部吗？这样只会模糊公德与私德之间的界限，也会混淆民众的监督重点，将本该聚焦于干部履行公职情况的珍贵监督资源，分散到无关的干部私生活上。而从“德孝证明”的可操作性上说，更可证明这种做法不靠谱。
眼下，很多基层干部对泛滥的公务接待已经是不胜其烦，但一些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却直言：“如果不陪吃陪喝，工作不会这么辛苦。”对此，《长江日报》以“假如我是一位‘接待干部’”的假设方式进行了调侃。他说，领导好吃肉，我给他整龙肉，领导好喝酒，我给他整“天酿”。缺钱怎么办？领导一开口，千万就到手，接待好领导，财源自然滚滚来。最终，一个小小的接待干部，升级为大的接待干部，可谓生命不止，接待不止。其实，国家对“公务招待”的限制十分严格，但林林总总的规范和约束为什么往往敌不过“潜规则”呢？这的确发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