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今日封面。从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去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全面停止死囚器官捐赠，标志着中国器官移植事业进入以公民自愿捐献为主的新阶段。那么，这一举措实施后，原本就缺少移植供体的现状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一领域的发展又会有怎样的意义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蒋双梅蹲在医院的墙角默默哭泣，她刚满３岁的女儿蹒跚走来，默不作声地替母亲擦拭眼泪。不久前，蒋双梅的丈夫、２７岁的贵州人杨建军发生了一起交通意外，经过整整１０天的抢救后，医院最终判定他脑死亡。
在集体商议后，蒋双梅和她的婆婆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捐献丈夫所有可用的器官，可以使用的就用到别人身上，不能用的则提供作为医学研究。
两个小时后，杨建军的遗体被缓缓推出了手术室。医生告诉家属，杨建军虽然走了，但他留下了１个心脏、１个肝脏、２个肾脏和２只眼角膜。他的生命将在６个陌生人身上延续。
一位医生提着一个密闭的箱子匆匆走出手术室，箱子里装着杨建军捐献的两个肾脏。在另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有两位患者正在静静地等待。
杨建军是今年浙江省第２８例器官捐献者，同时也是这个省迄今为止第３１５例器官捐献者。截至３月１９号，全省累计捐献器官３１５例，为苦苦等待移植供体的患者捐献了包括肾脏、肝脏、心脏在内的９１３个大器官，同时还捐献了２１９只眼角膜。可即便如此，与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８－１０％，西方发达国家高达３０－４０％的捐献者占比相比，这个数量还十分微小。
中国是世界器官移植第二大国，仅次于美国。但是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数量较低，死囚器官是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黄洁夫认为，取消死囚器官的来源是把它推向阳光、透明的公民自愿捐献的事业，是完全超越了器官移植医疗服务的，这一举措标志着中国司法的进步，也标志着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更加彰显了器官移植事业的纯洁和高尚。但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虽然从２０１０年开始，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就已启动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自愿捐献试点工作，但人们对器官捐献观念仍存在误区。
传统文化和风俗是阻碍人们迈出器官捐献步伐的重要原因。中国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自己没有处置权，讲究死后要尸体完整、入土为安。龙斌是捐献者杨建军的舅舅，在他最初向自己的姐姐提出捐献外甥器官的意见时，也是小心翼翼。
对于龙斌的这个建议，杨建军的妻子和母亲最初也是非常不情愿。
另外，器官捐献信息的不确定性，以及媒体所曝光的动辄２０万至５０万不等的买卖器官等黑市交易，更是让公众对器官自愿捐献忧虑重重。而全社会，特别是医疗、交通部门的器官捐献劝导机制和信息提供意识也远没有建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这一措施是否会更加剧器官捐献的困境呢？
黄洁夫介绍，这个透明公开的器官移植体系举措，得到了全社会的热烈响应，捐献的人数显著上升。
另外，捐献的人群结构、捐献者的疾病原因分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浙江为例，道路交通事故意外死亡者大多年龄结构轻，脏器大多没有器质性疾病，身体状况良好，比较符合器官捐献的条件，一直以来都是器官捐献的主力人群。但近年来，这些病例在浙江捐赠者中的比例由最初的８０％下降到了６０％。像突发心肌梗塞、局部未扩散的脑胶质瘤患者等，他们中的不少人死亡后，其家庭都选择了无偿捐献器官。
虽然选择自愿捐献器官的当事人及家属越来越多，但对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来说，漫漫长路，才刚刚开始。如受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器官移植能力以及器官数量的影响等。希望随着影响器官捐献固有观念的破除，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得到供体延续生命，更多逝者能借助别人的身体，继续感受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