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需要肾移植的患者来说，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肾源，还可以通过透析来延续生命，但如果得了肝脏疾病，不能在第一时间做器官移植手术，也就意味着死亡。其实，遗体、器官捐献数量不足带来的直接影响，还远不止这些。
刘志才给学生上了三十多年的解剖课，现在因为遗体、器官数量严重不足，课堂上，学生们只能解剖到上肢和胸部，这对于医学院的学生来说远远不够，因为如果得不到亲手实践的机会，这些未来的大夫今后走上手术台，无疑面临着巨大风险。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长期以来，器官捐献与移植在中国都属“冷门”。
那对于器官、遗体捐献，大多数市民能否接受呢？在记者进行的调查采访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表示，这个事情需要慎重考虑。
尽管器官、遗体捐献数量依然难以满足临床需求，但从2012年山东省开展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我市在这方面还是有了可喜的变化。
就在记者调查采访的时候，从青岛市红十字会传来一个好消息，一位刚刚办理了婚姻登记的新人，愿意捐献遗体。
蒋怡的父母都比较开通，姥姥去世时，家里人就选择了海葬。
蒋怡的这种想法，得到了更多受捐者的认同。
肾脏移植，需要器官，也需要时机。因此，即使有了肾源，也要看病人的身体是否达到手术要求，如果超过60岁，换肾成功的几率越来越小。所以，很多年龄大的患者都自愿放弃受捐机会，这令记者非常感动。
不过，根据卫生部十月份发布的《中国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今后164家器官移植资质医院和心脏死亡捐献资质医院，将共同构成我国器官分配组织，以地区为单位合理构建组织网络，规范人体器官获取和分配。器官、遗体捐献工作会逐渐步入正轨，数量会越来越多。
刚才片子中，受捐者因为没有合适的肾源，在多年的等待中错过了最佳的换肾时机，而即使现在有了肾源，他们也愿意把这个难得的机会奉献出来，留给更年轻的患者。这让我们非常感动，但同时也令人思考，器官移植“僧多粥少”的困局，是否真的就无力改变？传统的文化丧葬观念是否需要创新？就像在婚姻登记日，自愿捐献遗体的蒋怡说的那样，今天帮助了别人，或许就是在帮助明天的自己。捐献器官需要我们每个人，克服内心的恐惧和障碍。在国家层面，也应该尽快出台《中国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办法》，公正、统一的分配移植器官。同时探索其它一些可靠办法，比方说申领驾照时，自愿填写捐献器官态度等新方式，以共同破解器官捐献数量不足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