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副市长因家庭纠纷被害
2月18日，山西省大同市副市长王伟国在一个小区内被杀，次日警方证实此事。警方称，嫌犯是死者妻子的哥哥，已被抓获。据了解，嫌犯多次要求王伟国将其从企业调到事业单位工作未果，对王伟国产生报复念头。
“副市长被害案”暴露哪些现实？
《燕赵都市报》评论说：在一些地方上“事业编制”沦为了专供领导干部亲属就业的“自留地”。正是在这种频仍普遍的“权力就业”潜规则背景下，官居副市长的王伟国坚持原则、多次拒绝妻兄“从企业调到事业单位工作”的行为，在后者看来，才会显得非常“不合时宜”。王伟国值得敬佩赞叹，因此遇害更令人惋惜悲痛。但所有这些，显然又不应妨碍深入思考该案件背后暴露的种种社会问题，并尽快着手去解决它。因为只有如此，类似副市长被害案这样的悲剧，才可能从源头上根本避免。
副市长之死的社会意味
《长江日报》认为，无论是官员个人晋升，还是官员身边人对权力“辐射力”的判断，权力总是可以与“既得利益”对应或者交换，权力越大，能办的事以及办事的能量仿佛就越大，对权力的预期也就越大。王伟国之死，无论如何是个人的不幸。这起事件中有丰富的社会意味，可以反映出一些社会图景和运行状态，也让人看到权力若普遍缺乏制约，会引发和衍生出怎样扭曲的对权力的社会想象和变现期待。
器官捐献者医疗费不妨政府买单
据《深圳商报》消息，湖北大学生黄圆圆因煤气中毒入院治疗，在其过世之前，其父代其决定，捐献遗体及器官。据医生说，黄的器官至少可以挽救五人。在捐献器官之后，贫困的父母却要缴纳因治疗产生的七万元相关费用。《新京报》指出，黄圆圆是深圳第一例同时捐出遗体和器官的志愿者。根据卫生部的数字，全国器官供需比为1∶150，可见器官供给的紧张程度。美国和欧洲的一些机构，目前在研究如何降低捐献者所承担的费用和风险，以此鼓励更多的人愿意捐献。循此思维，我们不妨也探索建立一个由政府买单的救助和奖励机制，让捐献者亲属不再被捐献者的高额医疗费负债压垮，让捐献者的善行能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肯定。让那些真正想捐献的人不会有顾虑。
“一个病人7个支架”对医改是个警示
下面的话题也和医疗有关。济南某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曾因为心梗住院，接受了支架治疗手术，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花了十几万元。《扬子晚报》的看法，国产支架出厂价一般为3000元，卖到医院价格涨到1.2万元，进口支架到岸价6000元，用在病人身上就上涨到近2万元。有医生坦言，“每个支架医生能拿到10%至15%的回扣”。这不是抢钱吗？“一个病人放7个支架”起码有三点警示意义：一是，医改资金监管的重点是官员。二是，治理过度医疗不能顾此失彼。三是，医院管理是医改永恒的主题。不能轻易放过这个反面典型，这是一个把医改推进下去的好机会。
“洗清”苏泊尔锅离不开权威部门
央视《焦点访谈》日前报道，苏泊尔81个规格的不锈钢炊具为不合格产品，原因为锰含量大大超标。《齐鲁晚报》评论，一口锅虽然不起眼，却与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锰析出是否对人体有害，卫生部门应该通过公开渠道释疑解惑；不锈钢锅含锰是否有问题，质监部门应该尽快确立相关标准并公之于众。一个没有背后真相的事件，只能像那只不知何时会来的“狼”，让广大消费者无时无刻不生活在阴影下。为了广大消费者的生活稳定，也为了相关行业的稳步发展，权威部门的声音不能再缺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