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车费用途应接受监督
从4月1号起，北京三环内非居住区停车场白天收费最高达15元/小时，这也是北京治堵的重要举措。《京华时报》的特约评论员李光东指出，停车费的缓堵作用是基于公交或出租的发达，如果出租车供不应求，公交更加拥挤，交通拥堵变成乘车拥挤，这种缓堵又有什么意义？还有，提高停车费将会产生巨额停车费。这个钱归谁用，用到哪里？高额是不符合市场公平交易原则的，因为其价格远高于其价值。停车收费企业只能拿自己劳动应得的那一部分，高额部分必须上交给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也不能占为己用，挪作“小金库”，而要管理好它们，确保不乱用。
乳品行业重新洗牌的信息可以更透明
针对国家质检总局通报，全国1176家乳制品及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仅有643家通过生产许可重新审核，通过率不到55%的消息，《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社论指出，点击国家质检总局网站上给出的链接，公众除了知道获得通过的企业名称外，企业在审核项目中的具体得分等关键信息均未告知。吊销许可证的手段当然威猛，但不言而喻，没有常态化的有力监管，再严厉的整顿，其效应也会被逐渐稀释。在本次整顿过后，如何保证重新获批的企业不重蹈覆辙、见利而忘义，是监管者需要着重思考的命题。任何以为依靠吊销许可证这块必杀令牌，就能让企业主自动输入道德血液的想法都是奢望。
“全民分红”操作难在哪儿
最近，蒙古政府决定向280万本国公民分配塔温陶勒盖煤矿536股股票红利。我国的香港和澳门，也都曾推出过向全体民众“分红”的举措。学者匡贤明透露说，国内提倡把国有企业资产收益分红用于公共服务建设的建议并不少，但现实进展差强人意。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国有企业与垄断行业客观上是一个利益群体，很难容忍其他人分享收益；二是缺乏合理的制度性安排：尽管2007年国家开始向央企收取分红，但主要还是用于央企自身，用于社会福利建设的占比极低。客观地说，希望用财政盈余每年分红并不现实。但是完善国有企业分红机制，逐步提高其分红比例，明确国有企业分红的使用方向，还是应该可以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