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个名为《渔殇》摄影展在我市举行。主创者深入我市沿海许多渔村，通过拍摄一组组废弃的渔船，展现了渔村的沧桑变迁，以及不可避免的衰微之势。不可否认，近年来，随着渔业资源枯竭、沿海城市转型等原因，不少渔村面临着消失或者转型的困境，部分地区渔民的生存状态也面临着变革。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９月１８日下午两点，山东省即墨海边的山东头村码头热闹起来，二三十条大小渔船出海归来，一箱箱鱼、虾、蟹从船上卸下，海边迅速形成了一个临时海鲜市场。王学山，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渔民，从９月１日开海以来，王学山几乎每天都出海打渔。这次出海，他收获了百十来斤的鳗鱼、黄花鱼和蟹子。不过相比以前，现在能捕到的鱼虾数量和种类少了很多，收入也不如以前。
相隔不远的周戈庄村村民也有类似的遭遇。尽管正是捕捞季节，这个位于即墨东部海域横门湾边的渔村却颇为冷清，二十多条的四五十马力的小渔船停靠在岸边，海面上只能看到两三条正在游走的船只。
刘本滨告诉记者，周戈庄村有村民３０００多人，２００９年以前，每到开捕季节，全村五六百人、一百多条大小渔船一起出海，场面十分壮观。然而，这几年出海的渔民越来越少。今年变化尤其明显，全村每天只有一百多人、四十多条渔船出海。出海渔民的减少，正是因为渔业资源的枯竭。刘本滨说，他去年一年能捕捞七八百斤红虾、赤贝，今年整整少了一半。
一些渔民告诉记者，如今，政府的补贴成为他们出海捕鱼的最后支撑。据了解，一艘普通渔船的柴油补助加上禁休渔补贴一年大概有两到三万元，大马力渔船一年有10万左右的补助。除去补贴，渔民的捕捞收入所剩无几。
对于“靠海吃海”的渔民们而言，“鱼荒”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渔村的衰落。
在周戈庄村，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种衰落：出海的渔民年龄大都在五六十岁；３０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全部“弃船上岸”，转而在城里打工；一些民房因为长期无人居住而被荒弃。
长期从事海洋渔业政策和渔民转型研究的同春芬告诉记者，传统渔村消失在沿海地区已经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有些沿海城市甚至已经找不到渔村。那么，是什么造成传统渔村的消失，未来渔村的出路在哪里呢？
记者了解到，近些年来，不少沿海城市将渔村拆迁改造、围海造地，作为拓展建设用地、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一项举措。曾经的海岸线，逐渐变成“房岸线”、“重化工岸线”。此外，在沿海地区，通过填海打造“海景房”，向大海开拓楼盘空间更是司空见惯。
以天津为例，随着这几年滨海新区的发展，天津市１５０多公里海岸线上的渔村大多被整体搬迁，开发成工业和旅游场所。在广东，其沿海几个主要城市去年均制定有围填海计划，例如深圳计划将填海形成的前海地区，打造为深港金融合作典范，东莞计划在珠江口投资建医院，填海造地近２．９万亩。
据了解，为了修复渔业资源，我国自1987年开始推行渔业“双控”制度，即控制海洋捕捞渔船的数量和主机功率。此外，每年6月到9月的休渔期，不少沿海城市还会向附近海域投放鱼类、虾类、贝类等苗种，以恢复和增加鱼类种群规模。不过，王奎贤认为，这些措施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但难以从根本上破解“鱼荒”难题。
随着传统渔业捕捞方式的衰落，未来渔业转型出路在哪里，如何向市场提供充足的海产品呢？
专家认为，国家在制定渔业政策时，模仿了农业政策，没有从渔业的特殊性和保护渔民权益的角度出发，制订相关的政策，所以导致一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没有保护好渔业资源。
昔日渔港，如今很少见到清晨出海、夕阳鱼满仓的情景，曾经的繁华逝去，如何转型是放在各地方政府面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渔村和渔民的命运，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不仅要考虑城市的整体规划，更要为渔业转型升级提供正确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