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造假”近年来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由于发表论文的数量会直接与职称评定挂钩，进而还可以享受由此带来的种种实惠和待遇。因此，一些有这方面需求的人想尽各种办法，不惜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请人代笔或花钱购买，多种形式去铤而走险。近日，记者通过采访业内人士，揭开了其中的“游戏规则”。
丁老师在山东某高校工作，２０１２年评上了副教授。不过，她告诉记者，按照规定，２０１１年她就可以评副教授了，当时之所以没评上，是因为没有搞定职称评审中一项重要的指标：学术论文的数量。
丁老师说，以自己的真实水平，在不影响正常授课的前提下，一年能发两篇较高质量的论文就不错了。如果要多发论文，就要想别的办法。而在一些不太重要的学术刊物上，花钱就能发文章，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花钱发论文，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甚至于一些所谓的学刊，主要任务就是收钱解决此类问题，一篇论文少则一千，多则一千五六，有的还可以提供代写服务，当然价格也就更高。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样的论文没什么含金量，只能是凑个数，真正重量级的论文，还是要看权威的学术刊物。那么，如果想在这类比较权威的、不是明码标价卖文章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又该如何操作呢？
丁老师告诉记者，除了想办法与杂志社编辑搞好关系外，论文质量是必须要保证的。这时就涉及到造假和抄袭。如何抄才能顺利通过评审关，其中也包含着大学问。
丁老师说，现在国内多数高校的职称评定都和论文发表“挂钩”。不管是评讲师还是教授，都要有相应篇数的学术论文发表。而且，评职称不仅是面子问题，职称不同受到的待遇也相差很多，因此每年的职称评定竞争都很大。由于僧多粥少，名额有限，论文就成了竞争的硬指标。无奈之下，大家不得不各显神通，想办法走关系、多发文章。
论文的数量是硬指标，质量如何反而不那么重要，不合理的机制催生了论文造假的怪现象。学高为师，身正是范，在学术氛围浓郁的高校，在教书育人的教师群体当中，职称评定尚且如此，其它行业也就可想而知了。凡是要评职称的行业和单位，花钱买论文的情况，多多少少都存在。
黑龙江的小王是一名渔业基层工作者，２０１４年他打算申报中级职称，其他条件都具备了，就差省级刊物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这让他感觉很头疼。
小王说，他们这些基层工作者，主要和老百姓打交道，平时只注重实际操作，对理论知识研究较少，因此很难写出像样的论文。后来经过多方打听，小王找到了一家杂志社，对方告诉他，只要５００元就可以帮他刊发文章。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花钱发论文这种现象，在出版界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为了谋求更多的经济效益，很多核心期刊不惜缩小字号，增加页码，甚至争相出版“增刊”和“会刊”。
除了花钱发论文的手法外，抄袭和找人代笔也是论文造假的主要形式。近年来，学术界频频曝出论文抄袭现象：今年５月初，重庆某大学一位教授的１０篇论文涉嫌抄袭，而此前某中科院院士涉嫌论文造假的新闻也被炒得沸沸扬扬。另外，找人代笔的情况也有很多，在百度上输入“论文代笔”几个字，就会出现２６５万条相关信息。
论文造假、花钱发表，这些现象之所以出现，都是职称评定体制惹的祸。目前这个体制最大的弊病就是“虚”的东西太多、“实”的东西太少。在评定过程中，论文的数量和发表刊物的等级是重点，而论文内容则很少有人关注。除了职称评定体制存在漏洞外，假论文泛滥与造假成本低、风险小也有直接的关系。一旦论文造假成功，就会获得名誉、经济等方面的利益。而即使造假败露，也不会有太大风险。翻看近10年来引起较大反响的学术造假事件，最终结果要么息事宁人，顶多对当事人解聘职务，而对当事人由于学术造假获得的一系列“名”和“利”却没有事后追究。
张杰表示，要想减少论文造假事件的发生，当务之急除了改革职称评评审制度、加强对学术期刊的监管外，还必须从法制建设层面考量，从根本上铲除论文造假的土壤。
职称评定是一项非常谨慎、严肃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激励导向功能。如果在实际操作中，主管部门不以工作实绩、创新能力为评职称的条件，而是以在媒体发表论文的数量、发表媒体的级别来衡量，那职称评定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如何让职称评定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是相关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