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钱就能演”，近年来关于金色大厅的批评声不断，有人甚至说金色大厅已经被中国人改造成了“金钱大厅”。而这一问题，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再次引起了关注。去年9月，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响乐团团长谭利华带着他的团队去维也纳音乐厅演出，两会期间文艺界别分组讨论时，他表示，“我们现在很多‘走出去’的演出就是自娱自乐，被人家当笑话看。”对此，作为中国第一位登上金色大厅的音乐家宋祖英也深有感触。
这是2003年宋祖英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唱会的盛况，伴奏的是一水的国外管弦乐团，连合唱团也全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当他们操着生硬的汉浯为宋祖英伴唱的时候，的确让国人生出一种众星捧月般的"骄傲"。
11年过去了，当一个又一个国内演出团体纷纷去维也纳金色大厅“镀金”的时候，演出背后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也逐渐浮出水面。谭利华认为，中国的演出团队到金色大厅去演出，已经成为一种灾难，而且已经开始无关于艺术了。而这样的看法，从好多年前就已经有了。
2003年金色大厅演唱会可以说是宋祖英艺术生涯中一个巅峰，用她的话说，那是其个人的一个音乐梦想。那场演唱会得到了各方的肯定，艺术质量也是有保证的。但同时她也表示，这么多年来，自己并不知道有那么多团队做这样的演出，对艺术来讲是不负责任，对国家来说是一种浪费，是有负面影响的。宋祖英说：“我想，我是开了个‘坏头’，但后来者应该有一个审核审批的过程，我们艺术走出去应该代表国家水平，国家应该有一个规范，是不是国家能控制？用一个标准审批？”
然而，之后的演出就不能说完全保证这样的艺术质量了，虽然每一场演出国内的报道都是盛况空前，好评如潮，每一位在金色大厅亮相的演员一时间都在国内赚足了人气，但国外观众的反映和媒体的反响，我们却很难客观地听到。国际乐坛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维也纳金色大厅是块试金石，一名歌者在音乐领域是否能被世界同行认可，一切取决于你能否在这里征服古老的音乐国度奥地利，征服这座和音乐齐名的城市维也纳，征服这座象征音乐殿堂的维也纳金色大厅。然而，在金色大厅亮相的中国演员却比较杂，有唱美声的、有唱民族的、有唱通俗的，甚至还有唱京剧和地方戏的，这不能不让人对金色大厅的标准和神圣产生了怀疑。下面我们来盘点部分在金色大厅亮相的国内演员。
谭晶《化蝶》演唱现场2006年，谭晶继宋祖英之后，成为被维也纳金色大厅相中的又一位中国女歌者。这位首次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开唱的中国通俗唱法歌唱家，巧妙地将民族、美声、通俗唱法融为一体，以汉、蒙、德、意、英等5种语言演唱的风格迥异的歌曲，震撼了“音乐圣殿”，征服了世界上最包容也最挑剔的听众。
2010年3月30日，祖海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我家在中国》独唱音乐会，与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卡雷拉斯共同演唱中国民歌。
2011年3月14日，流行歌手黄鹤翔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大型演唱会，让奥地利的观众体验了交响乐版的新民歌。
京剧表演团体也向金色大厅“进击”。2014年2月2日，“一脉千秋”2014维也纳中国京剧新年音乐会在金色大厅上演，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和弟子胡文阁表演了京剧《梨花颂》。
以上还都是国内知名的演员，而下面要说的演出就不靠谱了：2012年，北京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管乐团，在“第三届梦想绽放·维也纳金色大厅夏季音乐会”表演《拉德斯基进行曲》，2013年9月，温州房地产女老板李海燕包下金色大厅，举办个人独唱表演歌剧“江姐”；农民工和企业家也宣告登陆金色大厅。“给钱就能演”成为金色大厅的另一张标签，国内媒体开始揶揄其为“金钱大厅”。2010年，文化部下发《制止国内演出团体赴维也纳金色大厅等国外著名演出场所"镀金"风的紧急通知》，不赞成各省市用政府资金支持团体进入金色大厅演出。
那么，金色大厅真的给钱就能演？2003年，金色大厅演出部经理克劳斯·克莱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色大厅的演出绝对不会标志一个乐团的水平。由于他们对中国民乐团的水准搞不清楚，所以也不可能进行任何的艺术认证，只要交场租并签了合同就能在这里进行演出。
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接待人员表示，由于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并不是政府专管文化的组织，它每年自办的演出也不会超过200场，剩下的场次则完全向外界敞开大门，一般一台音乐会付1.8万欧元（约合15万元人民币）场租，加上使用剧院设备等其他零星费用，都会被接纳。除了对自办的200余场演出由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进行比较严格的艺术评估和筛选之外，其它的外部演出只要大厅本身没有节目安排，支付场租就可以进门。既然进入金色大厅如此容易，中国的艺术团体也就蜂拥而至。有些是政府给拨了一笔钱，于是出去玩一圈；有些是领导快退休了，赶紧把钱花出去；有些是学校想挣钱，组织学生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去演一场。出国演出如果得不到文化部批准，就通过旅行社去维也纳。
根据调查，近10年来在金色大厅演出的国内团体中，95%以上的只在金色大厅表演一次，而且是非商演形式。一些演出与金色大厅的风格根本是格格不入，比如一些国内二三流团体和儿童夏令营，也硬要挤进去。大多数国内团体的演出，上座率大多靠赠票支撑。2003年，一个中国中学生管弦乐团演出时，能容纳近2000人的剧院只坐了300多个人。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文化参赞孙书柱表示：从2001年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某公司的赞助和电视台的安排下1月份在金色大厅演出后，中国民乐团和各种乐团都一窝蜂地跃跃欲试，努力找钱到金色大厅开音乐会，大多数演出大都有几百张赠票，每当这个时候，中国大使馆也成了"送票点"，最多时甚至要送出去900张票。大量的送票工作成了大使馆的一个沉重的负担。
建于1869年的金色大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音乐厅之一，还保存着莫扎特、舒伯特等音乐大师的手稿，堪称音乐博物馆。到这座音乐殿堂的，本应是为梦想而生的艺术家们，但现在却有不少为名利而去的镀金者们。如果艺术沦为南郭先生手中不会吹响的乐器，还有什么意义？去一趟金色大厅，不论观众有多少，不管媒体如何评价，只是一厢情愿的以为提升了水平，岂不成了自娱自乐？这其中除了演员本身的名利欲望之外，也有政绩观的推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响乐团团长谭利华就指出“里面有中央级写条子的，有军旅写条子的，有各省市领导写条子的，使馆压力太大，搭上钱都没人看。”正如宋祖英所说，我国对走出去的文化可建立一个审核规范过程，毕竟走出去的文化代表着国家的文化水平。同时我国作为文化古国，应坚定自己的内心，莫对“外国货”盲目膜拜，潜心作研究终能得到公众和世界的认可，对待“走进来”要有底线，对待“走出去”更要有规则，否则得不到世人尊重，反而会成为中国艺术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