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一决定不仅获得了公众舆论的广泛认可，其彰显的法治进步也赢得了我国法学界的喝彩。但这一决定的遗留问题，诸如对“轻微违法行为”如何处置、是否有替代性法律出台等等，仍然是公众关心的焦点。
１５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消息一出，引起法学界人士的一致叫好。
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著名法学专家，长期从事行政法学和国家赔偿机制研究。他认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这是对民意的一种回应。
法学界认为，中国的劳教制度最初由苏联引进，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肃反”运动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而法律意义上的劳教制度始于1957年。在当时来看，劳动教养措施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打击违法犯罪，特别是保障新中国政权稳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教养对象的随意、程序不健全、期限过长、没有法律依据等等弊端日益凸显。像类似于唐慧案、任建宇案这样一些案件，因为劳动教养的对象很特殊，往往是那些因言获罪的人或者是由于上访被劳教。所以博得了社会公众的同情，就此也引发了大量的争议。人们反思，劳动教养到底有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何来改造它，如何来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就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
马怀德所说的唐慧案，是违法闹访者被劳教的一个案例。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湖南永州发生一起“１１岁女孩被逼卖淫”案。受害者之母唐慧要求法院判处犯罪嫌疑人死刑，处理在立案和审理期间渎职民警，获得经济赔偿，为此，唐慧一直以上访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和诉求。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判处两名被告死刑，四名被告无期徒刑，一名被告有期徒刑１５年。由于不满法院对７名罪犯的判决结果，唐慧不断上访，２０１２年８月２日，永州市劳教委以唐慧闹访、缠访严重扰乱单位秩序和社会秩序，决定对其劳动教养１年零６个月。这一消息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质疑声此起彼伏。
唐慧不服劳教决定，５天后，在其律师的帮助下向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提出书面复议申请。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日，湖南省劳教委经过调查，决定撤销永州市劳教委对唐慧的劳教决定。调查认为，鉴于唐慧女儿尚未成年，且身心受到严重伤害，需要特殊监护等情况，对唐慧依法进行训诫、教育更为适宜，可以不予劳动教养。当天上午，唐慧从湖南省株洲市白马垅劳教所被代理律师接出，结束了为期９天的劳动教养。
像唐慧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一系列事件引发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劳教制度越来越多的激烈批评，而在限制人身自由，剥夺人身自由的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法治上的问题。尤其是2000年《立法法》实施之后，劳教制度的合法性也遭到了质疑。按照《立法法》的规定，所有的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都必须由全国人大立法，不能授权给国务院和其他立法机关。所以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这个劳动教养的决定，虽然经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但它仍然还不能算是一个正式意义上的法律，所以不符合《立法法》的要求，亟待改革和解决合法性的问题。废止劳教制度，符合公众舆论的期待。但另一方面，一些轻微违法的惯犯、累犯具有较强的社会危害性，尽管多次违法，但又不构成犯罪。这些人以前被送到劳教所进行教育管理，现在如何处置，是个问题。
马怀德认为，日前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但是否会有替代性法律出台，《决定》中并没有明确。一些法学界人士认为，对这些轻微违法又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可以借鉴国外实施保安处分制度的经验，制定《社会矫正法》，并通过对正当法律程序的遵循将其视为刑事特法，在充分调研和广泛民意的基础上，实现其对《行政处罚法》和《刑法》、《刑事程序法》的有效衔接。
这一思路已经在上海展开，１１月１９日，上海召开“废止劳教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工作推进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上海关于劳教制度废止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收教人员已全部依法解教，有关劳教场所和干警的转型正在有序推进。对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上海将严格依照治安处罚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按照宽严相济的要求依法办案。
由于废止劳教制度还涉及最高立法机关，需要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劳教制度才能最终正式废止。因此，劳教制度废止前后还需要有关部门出台配套措施进行制度衔接。下一步，如何把矫正人员纳入社区矫正制度当中去，劳教制度废止后，接下来的制度创新的任务会更重，在这个制度创新当中，要更加严格地遵守法治的原则，使应当惩治矫正的行为得到惩治和矫正，使应当保护的人权也得到严格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