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兵教授，你走几步又何妨）（2011年12月05日《东方早报》A22版）
12月2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去中国传媒大学授课，乘车从南大门进入时，因车辆没有校方保卫部签发的车证，被值班门卫拒绝。经交涉无果后，何教授只好乘车来到西门，步行入校。随后，何教授在微博谈起此事，引起网友热议。
《东方早报》的看法是：何教授是学法律的，应该知道程序的重要。可为什么最应该懂得程序重要性的何教授，恰恰在生活中就不讲程序的重要性了呢？这是一种人格分裂的体现：规则都是约束别人的，不约束自己，自己要享受规则之上的特权，不给特权就不满意；与人辩论，给人戴高帽子，乱挥棒子。何教授，你走几步又有何妨？
（一场跑偏了的口水“论战”）（版次:02版《燕赵都市报》12月05日）
《燕赵都市报》则评论：何兵教授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国传媒大学的保安，本身就值得商榷。保安有错吗？其实，真正的问题既无关高校封闭与否，也不用放大“学者是否在耍特权”，而在于高校行政管理与教师权利的冲突。一个学者纠缠于一名保安，一所大学给来讲课的教师带来诸多不便还振振有词，怎么说也不是一件太光彩的事。
（“萝卜哥”红薯畅销，市民素质又“高了”？）（2011年12月05日《新京报》A02版）
再来谈谈河南“萝卜哥”韩红刚。自家60亩地的40万斤萝卜本想免费送给市民，却遭到哄抢。而在热心市民和媒体的帮助下，志愿者为“萝卜哥”摆起了红薯摊，帮助他卖红薯，一上午卖出3万斤。
《新京报》指出，那些当初因送萝卜遭哄抢而谈中国人素质低下的人士，看到这则新闻，该做何想？同样是中国人，韩红刚、志愿者，乃至那些购买韩家红薯的市民，展示了理性的合作精神。这个世界上，普通民众的素质就是那样，不高也不低，你抱怨它，是毫无意义的。唯一能够让个人生活更为健全、让人际关系更为合宜的办法是，自然的生活与局部的制度变革之互动。
（萝卜哥的喜剧不要也罢）（2011年12月05日《京华时报》002版）
不过，《京华时报》则认为，农副产品滞销在这些年来已经不是新闻，令人担忧的是，剧情重复上演，民众也许会爱心疲劳；更何况，难免有阳光洒不到的角落，那些没有见诸媒体的“多收了三五斗”的悲剧主人公将何以自处？事实上，韩红刚们需要的本不应是“红娘”，而应是“父母”般的呵护。政府需要当仁不让做好这一角色，立足市场和当地现实，考虑宏观产业布局和结构升级；建设畅通的信息网络，提供市场预警和引导等等。在上述新闻同时，又见福建果农愿意免费赠送50万斤滞销柚子。我们希望这位果农在寒风中收获自己的喜剧，但我们更希望，他们能在政府的帮扶下，早日把握自己的命运——如此，类似的喜剧不要也罢。
（顺路捎3个人险些被罚1万元）(《三秦都市报》12月1日报道)
接下来这出也算得上是一出戏剧了。河南汪师傅想赚点油钱，顺便在华阴捎了3位“乘客”到西安，结果被查，罚款1万元，汪师傅要撞墙而死，西安的稽查队便免去了他的罚款。事后，汪师傅送了面锦旗给西安市火车站管委会出租车管理办公室，并送感恩诗：“法外开恩让我重获新生，铭记其名供奉世代传承。”
（应该全面检讨“黑车”管制制度）（2011年12月05日AA23《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社论：罚款1万元本就是非人性的，在非人性的大前提下，所谓人性化执法不过是虚伪的高调。汪师傅“铭记其名供奉世代传承”的诗，也不过是以自贱的方式与稽查队配合一个表扬。这是由悲剧而转向滑稽戏。农村是“黑车”最兴旺的地方。在农村，公共交通就等于基本瘫痪，如果没有“黑车”，人们将难以出行。此外，“黑车”管制制度另一个严重的负面效应，乃是对社会互助道德的深刻打击。由于要查验黑车，并在实行过程中必然扩大化和粗暴化，因而，有车族出于恐惧和避免麻烦，只能杜绝自己捎带路人的互助之心。这一古老的公众道德今天已经被彻底冲击，构成了整个社会道德衰败的征象之一。
